十二年后的我，活成了一根厂里的顶梁柱，不是说我多重要，而是我像柱子一样，每天杵在同一个位置，纹丝不动。

  我在一家生产轴承的国企里做质检，每天的工作就是用卡尺和眼睛，去分辨那些铁疙瘩零点零几毫米的差别。

  日子过得像厂里那台老冲床，哐当，哐当，每一声都和前一声一模一样，听久了，也就忘了时间。

  她人不错，就是嘴碎，总觉得我这辈子没什么出息，经常指着电视上那些创业成功的胖子对我说：

  “陈默，你看看人家，再看看你。当年你要是脑子活络点，咱们现在也不用为了孩子上哪个幼儿园抠抠搜搜。”

  那是我爹妈一辈子种地攒下的钱，是我准备结婚的钱，是我以为的未来的基石。可这块基石，被我的战友，我睡了两年上下铺的兄弟马奎，轻飘飘地借走了。

  我信了。我看着他那双因为激动而布满血丝的眼睛，想起了在部队里，他背着发高烧的我，在泥地里走了二十里山路。

  我想起了我们俩躲在猪圈后面，抽同一根烟，他说退伍了要干一番大事业，开一家全中国最大的面馆。

  他走了，就再也没回来。电话从一开始的“正在通话中”，变成了“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”。

  我没结成婚，未婚妻的妈说：“一个能把结婚钱随随便便借给别人的人，靠不住。”

  我把马奎这个人，连同那六万块钱，埋进了心里最深的地方，用十二年的沉默，给他砌了一座坟。

  有时候在厂里，看着那些飞速旋转的轴承，我会想，马奎现在在哪儿？是不是真的像他爹妈说的那样，死在了哪个没人认识的角落？又或者，他真的成功了，成了电视上那种油头粉面的胖子，早就忘了世界上还有一个叫陈默的傻子。

  想得多了，也就麻木了。就像手上的老茧，刚开始磨破皮的时候疼，时间长了，再用砂纸搓，也没什么感觉。

  我和林晓吵架，她骂我窝囊废，我就想，对，我就是个窝囊废，一个被六万块钱就压垮了的窝囊废。这种承认让我感到一种病态的轻松。

  上面是打印的我的名字和地址，寄件人那一栏，印着一行烫金的小字：君诚律师事务所。

  我捏着那封信，感觉它不像信，像一块冰，凉气顺着我的指尖，一路钻进了我的骨头缝里。

  一路上的风比平时要冷，吹得我脸上发紧。电瓶车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，像是在嘲笑我的紧张。

  我把信掏出来，放在客厅的茶几上，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凉白开，一口气灌了下去。

  我反复看着那个信封，上面的“陈默先生”四个字，像是四个黑色的洞，要把我吸进去。

  最后，一个尘封了十二年的名字，像水鬼一样，从我记忆的深潭里浮了上来：马奎。

  十二年了，他终于出现了？可为什么是通过律师？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各种狗血的剧情。他是否在外面混得很惨，欠了一债，现在债主找到了我这个“原始债权人”？还是说，他得了什么绝症，临死前良心发现，让律师来处理这笔烂账？可他怎么会知道我现在住在这里？

  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手心里的汗把信封都浸得有些软了。我害怕，我怕打开它，看到的是我不想看到的东西。

  比如一张催款单，上面写着马奎欠了别人一百万，因为我是他唯一的联系人，所以要我承担连带责任。或者更糟，是一份死亡通知，告诉我马奎客死他乡，让我去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替他收尸。

  在街上，我一眼认出他，冲上去揪住他的领子，问他那六万块钱呢？为什么像狗一样消失了？他或者跪地求饶，或者满脸不屑。无论哪种，我都能在他脸上狠狠地来上一拳。

  它像一个判决书，而我，是被告。我的罪名，可能就是十二年前的那次愚蠢的信任。

  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又长长地吐出来，仿佛要把胸口积攒了十二年的浊气都吐干净。死就死吧，一颗脑袋掉了，碗大个疤。我活得这么窝囊，也不怕再多一件窝囊事。我用微微颤抖的手，沿着信封的边，一点一点，极其缓慢地撕开了一道口子。

  纸张撕裂的声音，在抽油烟机的噪音里，显得格外清晰，像是啥东西在我心里断掉了。

  纸很厚，A4大小，带着一股高级打印纸特有的清香，和我平时在厂里用的那种再生纸完全不同。我闭上眼睛，心里默念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

  那是一行加粗的黑体字：“关于‘寻味九州餐饮集团’原始股东陈默先生股权确认及价值重估的律师函”。

  寻味九州？我没听过。原始股东？我连股票账户都没有。股权确认？价值重估？这都什么跟什么？我甚至怀疑这信是不是送错了，可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我的名字：陈默。

  我的心跳得像被狗撵的兔子，砰砰砰，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。我有一种极其荒谬的感觉，就像一个穷了一辈子的人，突然有人告诉他，其实他是某个失落王国的王子。

  我们是君诚律师事务所，受‘寻味九州餐饮集团’及其创始人马奎先生的委托，特此向您致函。”

  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我强迫自己稳定心神，继续读下去。接下来的一段话，让我彻底停止了思考。

  “根据公司创始章程及原始股东协议记载，您作为公司的天使投资人及创始股东之一，持有公司30%的原始股份。该股份权益由您于2012年投入的6万元人民币创始资金转化而来。”

  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我记得，十二年前，马奎在酒桌上喝多了，是拍着胸脯说过“等我发了，你就是股东”，我只当那是酒话，是兄弟间吹牛的玩笑。

  他给我写的借条上，清清楚楚写的是“借款陆万圆整”，就没有什么股份协议。

  马奎发达了，但他不想还我那六万块钱，所以弄出这么个复杂的名堂来恶心我？用一个虚无缥缥的“股东”身份，来抵消一笔实实在在的债务？

  愤怒和困惑交织在一起，像两只手，死死地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我几乎要把那几张纸给捏碎。

  “现‘寻味九州餐饮集团’已完成C轮融资，并真正开始启动上市流程。根据相关法规及股东协议，需要对您的股权进行确认与价值重估。经国内顶级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计，您所持有的30%股份，目前市场估值约为人民币……”

  我反复看了三遍，确认不是六十万，也不是六百万，是六千万。那一长串的“0”，像一排排黑洞，旋转着，要把我的灵魂都吸进去。

  我不是惊喜，不是狂喜，也不是激动。我就是傻了，彻头彻尾的傻了。我的大脑像一台被病毒感染的电脑，彻底死机，蓝屏了。全世界都安静了下来，我听不到抽油烟机的声音，听不到窗外的车流声，我只能听到自己心脏疯狂的跳动，和血液冲刷耳膜的嗡嗡声。

  林晓端着一盘炒好的青菜从厨房出来，看到我像个木雕一样坐在沙发上，地上的纸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  她把盘子往桌上一放，盘子和桌面碰撞发出“当”的一声脆响，把我惊得一哆嗦。

  “你这是怎么了？丢了魂一样。”她弯腰捡起地上的律师函，嘴里还在埋怨，“什么破通知，看把你吓得。”

  我没说话，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她。我想告诉她，那不是破通知，那是炸弹。可我的喉咙像是被水泥堵住了，一个字也发不出来。

  林晓的目光落在纸上，起初是不耐烦地扫了一眼，然后，她的表情凝固了。她的眼睛一点点睁大，嘴巴也微微张开，手里的那几张纸，开始像我刚才一样，剧烈地颤抖起来。

  “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……”她竟然一个数位一个数位地念了出来，声音带着一种不真实的颤音，“六……六千万？”

  她的话点醒了我。对，诈骗！这肯定是诈骗！世界上哪有这种好事？一个消失了十二年的“骗子”，突然变成了财神爷，还给我送钱？这比我在厂里质检出一颗纯金的轴承还要荒谬。

  君诚律师事务所，我在手机上飞快地搜索了一下，立刻跳出了官方网站和百科介绍。

  “餐饮界黑马‘寻味九州’完成C轮融资，估值超二十亿！”“专访寻味九州创始人马奎：从后厨小工到餐饮巨头的传奇之路。”“揭秘寻味九州：一家不做加盟的‘笨’公司如何席卷全国。”

  我点开那篇专访，一张高清的照片弹了出来。照片上的男人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脸上带着商业精英特有的自信微笑。他瘦了，也黑了，眉宇间多了几分沧桑和凌厉，但那张脸，那双眼睛，化成灰我都认识。

  照片旁边的文字记录着他的神话：十二年前，他身无分文来到南方，在饭店后厨洗了三年盘子，后来用全部积蓄开了个小面馆，凭借独特的口味和经营方式，一步步发展壮大，如今，“寻味九州”在全国拥有三百多家直营店，是餐饮行业一个无法忽视的巨头。

  我看着照片上那个意气风发的马奎，再看看自己因为常年握卡尺而布满老茧的手，和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，一种巨大的、难以言喻的荒诞感淹没了我。

  我们曾经睡在同一张上下铺，吃同一锅饭，穿着同样肥大的军装，对着同一个月亮发誓要出人头地。十二年后，他站在了云端，而我，还陷在泥里。

  林晓也看到了那些新闻，她一把夺过我的手机，反复确认着那些报道，然后又拿起律师函，两相对比。

  “真的又怎么样？”我突然爆发了，冲着她吼道，“他马奎成了亿万富翁，关我屁事！他欠我六万块钱，欠了我十二年！现在弄个什么狗份来羞辱我？他啥意思！”

  我的愤怒来得莫名其妙，却又理直气壮。这六千万像一座山，突然压在了我的生活里，把我原本虽然贫瘠但还算平静的土地砸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坑。

  林晓也愣住了，她大概从没见过我发这么大的火。她呆呆地看着我，然后，眼圈慢慢红了。

  “你吼什么……”她带着哭腔说，“我……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我就是……太吓人了……”

  客厅里一片死寂，只有我们俩粗重的呼吸声。那封律师函还躺在茶几上，那串“60,000,000”的数字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像一个巨大的、黑色的嘲讽。

  那一晚，我和林晓谁都没睡着。我们俩像两具僵尸，并排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因为有点漏水，有一片黄色的水渍，形状像一幅残缺的地图。我看了它很多年，第一次觉得它那么碍眼。

  我的脑子还是一团乱麻。愤怒、困惑、荒诞、还有一丝被我自己死死压抑住的、可耻的窃喜，这些情绪像一锅沸腾的粥，在我脑子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。

  “要不……按照信上说的，给那个律师打个电话问问？”林晓提议道，声音里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。

  我沉默了。打电话，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我必须去面对这件事，面对马奎，面对那六千万。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在战壕里躲了十二年的逃兵，现在突然有人告诉我，战争结束了，我成了英雄，还发了一大笔奖金。我走不出那个战壕。

  第二天，我照常去上班。厂里的冲床依旧“哐当、哐当”地响，同事们依旧在说些家长里短的笑话。

  我看着手里的卡尺，看着那些闪着金属光泽的轴承，它们在我眼里都变成了模糊的影子。我满脑子都是那串“0”和马奎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。

  我总不能告诉他们，我那个消失了十二年的战友，现在要给我六千万，而我正烦恼该不该要。他们会以为我疯了。

  一整天，我都像个游魂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把饭盒里的红烧肉一块一块地夹出来，排成一排，然后又一块一块地吃掉。我不清楚自己为何需要这么做。

  她的理由很简单，我太“傻”，太“不靠谱”。我没有挽留。我知道，她说的是事实。

  马奎消失的第三年，我认命了。我把那张写着“借款陆万圆整”的借条，折成一个小方块，塞进了一个空的茶叶罐里，再也没打开过。

  我努力活成一个“靠谱”的人，一个把工资卡上交，从不乱花一分钱的丈夫和父亲。

  我以为我已经把马奎给忘了。可现在我才知道，我没忘。他就像一根扎进我肉里的刺，我以为它已经和我的血肉长在了一起，不再疼痛。

  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消失十二年，让我活得像个笑话？他又凭什么现在忽然出现，用一笔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巨款，来宣告他的成功和我的失败？

  江风吹在脸上，又冷又硬。我把烟头狠狠地扔进江里，看着它闪着一点红光，迅速熄灭，沉没。

  回到家，林晓已经做好了饭，但没动筷子，显然是在等我。她看到我通红的眼睛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地给我盛了一碗饭。

  “打吧。”她说，语气很平静，“是真是假，是好是坏，总得有个说法。躲是躲不过去的。”

  我看着她，突然觉得，这个平时只知道唠叨和抱怨的女人，在关键时刻，比我这个当过兵的男人还要有主意。

  我拿起手机，按照律师函上的电话，按下了那个我这辈子都没想过会拨打的号码。

  “陈默先生，是吗？”对方的语气没有丝毫波澜，“马先生已经交代过了。我们从始至终在等您的电线

  在我记忆里，他永远是那个在训练场上被汗水浸透了背心，咧着嘴对我笑的“老马”，是那个和我勾肩搭背，说“阿默，以后咱俩一块儿干”的马奎。

  “是的，马奎先生。”电话那头的女律师声音冷静得像一台机器，“陈先生，关于律师函里的内容，您应该已经看过了。我们应该和您预约一个时间，当面进行股权文件的签署和确认。同时，马先生也希望能和您见一面。”

  这三个字像三根针，扎在我的心上。我该用什么表情去见他？是愤怒地质问，还是尴尬地寒暄？或者，像个小丑一样，对他表示感谢？感谢他十二年后，终于想起了我这个被他遗忘在角落里的“股东”？

  “这是马先生本人的意愿。他说，有些事情，他必须当面向您解释清楚。”女律师的语气依旧平淡，但似乎多了一丝人情味，“陈先生，我们理解这件事可能对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。您可优先考虑一下，决定好时间后随时保持联系我。”

  “去见见吧。”她说，“不管怎么样，你们总是战友。把话说开了，不管这钱你要不要，心里这个结，总得解开。”

  我转过头，看着她。灯光下，我能看清她眼角的细纹和鬓角的一丝白发。这些年，她跟着我这个“窝囊废”，也没过上一天好日子。如果这六千万是真的，那我们的生活……

  我把那个装有借条的茶叶罐翻了出来，打开它，那张被我捏得皱巴巴的借条静静地躺在里面。

  当年马奎到底是怎么说的？他真的说过“给你股份”这种话吗？还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？时间太久了，久到记忆都开始变得模糊不清。

  门口的侍者看到我从一辆破旧的出租车上下来，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令的轻视。

  包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坐在那张柔软得不像话的椅子上，感觉自己像个误闯了宫殿的乞丐。我看着桌上精致的骨瓷茶杯，不敢去碰。